至于将领则基本都是卫所的千户和百户，这些人多数世袭武将，在地方剿匪以及与少数民族交战时经验丰富，至于大规模的集团作战则茫然无知。
沈溪把兵马暂时安置在城东的校场，随后将所有将校召集到督抚衙门开了一个动员会，大概说明这次行军的动向。
从匪寇整体数量来看，广东沿海要比福建多，但若论倭寇的数量，还有危害程度，则是闽浙地区更严重些，而沈溪采取先易后难的策略，先把广州府周边的匪寇彻底平息，等有了稳定的后方，再出击把匪寇消灭。
沿海倭寇，其实大多数是大明海盗所扮。
十个倭寇，可能九个都是国人，甚至倭寇的头目都可能是国人，而倭人不过是在其中打杂的。
这也是华夏民族一向信奉“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对番邦一向抱有很大的敬畏，听说来的是凶残的倭寇，吓得腿都软了，放弃抵抗任人宰割，但如果听说是海盗，逃命和反抗的心思通常都会大盛。
这招对官府更加有效。
官府就算定下剿灭匪寇的任务，也不会去对倭寇下手，而只会对大明本土的盗匪展开围剿。所以大明的海盗学精了，先找几个真正的倭人回来奉为上宾，然后就一起出去烧杀掳掠，对外一律称这是倭寇队伍，往往队伍很快壮大。
沈溪无法清点东南沿海的倭寇数量，闽粤浙等省都有，势力分散，在海禁的情况下，想把其一一找出来极为困难。
有些海盗和倭寇杀人劫货，几乎从来不留活口，就算是活口也被他们绑架回去当奴隶和壮丁，海盗的扩张，基本都是从抓壮丁起步，跟着倭寇干上两年，就算不从也没办法回头了，因为在官府眼里，这些被倭寇俘虏去的人，一律定义为“倭寇”，又或者“通倭”。入了贼窝，跑出来被抓住了要被杀头，既然左右是死，那不如跟着倭寇大干一场。
至于招安的事情，在大明中期并不流行，一天当了贼，回头再想做回良民，那基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大明朝鼎盛的时候，很少对盗匪抛出橄榄枝，只有到了明末国势颓废，才会对盗匪采取妥协的政策，才会有招抚海盗头子郑芝龙的举动，才会有李自成、张献忠叛了又降，降了又叛的奇葩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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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溪开的这个会效果不好。
桂、闽两省抽调来的兵马，基本以老弱病残为主，年轻力壮的留在家中种田看家，只有广东这两千兵马相对精锐，其中有六百人正是之前李彻调拨给沈溪的亲兵，算是知根知底。
沈溪派去调查倭寇和海盗情况的斥候，相继传信回来，得到的情报极为繁杂，主要是斥候没经过训练，又都贪生怕死，听风就是雨，回来后说哪里哪里有倭寇，哪里哪里又出现杀人劫道的案子，可能都是陈年旧事，根本做不得准。
倭寇和海盗没派人来放假消息，沈溪这里就收到大量烟雾弹，综合一下，基本上沿海各处都可能有海盗，各处又都好似太平无事。
反倒是商贾提供的情报相对要准确一些，但有见地的仍旧很少。
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不宜出兵，但如今已是农闲时节，十月末到来年开春播种前，这段时间卫所兵马可以随意调动，又是倭寇相对平静的时期，若不能趁机剿灭盗寇，到来年农忙时，匪寇的活动会再度猖獗。
所以，沈溪只能趁着年底前出兵扫荡匪寇。
但粮食和物资调运不太及时，没有布政使司衙门帮助，广州地方粮价腾贵，佛山等地的铁器作坊表面上不敢拒绝督抚衙门委派的差事，但却敷衍怠工，打造的兵器迟迟无法到位，沈溪要调运物资全靠福州方面。
这次兵马集合不能无功而返，所以沈溪打算，第一步先把广州府附近的匪寇给清剿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