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学确有砥砺人心之功，也出现了范仲淹、包拯、文天祥等一批士大夫精英。精英有榜样的力量，但士风从来随政风互动。在良好政风下，庆历、嘉祐时，士风相对振作，操守自然高扬。政局一旦污浊，虽仍有少数士大夫不为所屈，但秦桧、韩侂胄、史弥远与贾似道专政时，士风窳败，斯文扫地，何来风骨气节可言，而这些权臣与麇集其麾下者，十之不都是士大夫官僚吗？足见笼统断言宋朝是“君子时代”，无疑也是误读。
有人将宋神宗与宋哲宗时期有新旧党争说成“以王安石为偶像的改革党与以司马光为偶像的保守党两党轮流执政”，用以论证宋朝已“有共和的因素”。这种说法把古代帝制下两党轮流辅政与近代意义上两党轮流执政混为一谈。一字之差的症结，旨在抹杀民主共和与君主的本质差异。
宋孝宗与宋理宗都以旁支宗室而入继皇位，有人将其曲解为政治上“‘谁都可以当皇帝’的开放性”。纵观中国历代王朝，因君主绝嗣而旁支承统的权变做法，并非宋朝独有，若将其美化成宋朝已具“皇权开放的观念”，实在匪夷所思。君不见，皇权依旧在赵姓皇帝后代中私相授受，“皇权开放”从何谈起。
有人把宋朝对皇权及其决策程序的相对制约，解读为“皇权成为最高公权力的象征”。殊不知宋朝这种相对制约，最终必须以皇帝自觉接受权力制衡为前提。这也决定了代表皇权的宋朝皇帝不可能像近代立宪制那样彻底虚君化，也就谈不上宋朝“以制度保障了国家公权力最大限度地属于全社会”。
所以说宋朝在政治文明上有着长足的进步，但其所有进步都是相对的，而且是在政体下展开运作的；皇帝仍是国家最高决策者，祖宗家法下所有顶层设计无不服务于君主集权。说宋朝国家政权已经超越利益集团，是缺乏依据，也违背史实的。
赵昺一番思索后，觉得自己现下的正确做法应该是理性的区分宋朝遗产中的新生儿与洗澡水，全单照收与一起泼掉的做法都不足取，在转过身时心中已经有了定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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