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征红军将领中，陈大将是最具乐观、幽默的一位首长，生活上豁达开朗，不拘小节，也是唯一敢在彭总和斯诺面前开玩笑的人。
最有意思的是他和徐军团长互称首长，抢先敬礼。当时陈大将是红一师师长驻军七营川，十五军团机关驻军下马关，分别警戒着新根据地的南北两个门户。每次到豫旺堡或吊堡子总部开会时，两人见面都会口称首长，抢先敬礼，非常有趣。
这也有个缘故，原来长征前，徐军团长曾是陈师长麾下的一名团长，陈师长当然是他的首长。
而西征时徐大将已升任十五军团的军团长，下辖三个师和一个回民独立师，而陈大将仍然是师长，已任军团领导的徐大将又是当然的首长。但徐大将仍然不改老称呼，陈大将也不能“坏了规矩”，他俩谁也不愿意让对方称自己“首长”。所以就常常出现两人一见面都口称首长、抢先敬礼的有趣场景。
无独有偶，这种事情还有不少。比如：
红二十五军里有一个著名的将军班。
红二十五军中三位赫赫有名的老将军，陈先瑞、韩先楚、刘震就出自一个鲜为人知的战斗班。这个班就是传说中的“将军班”。三个将军的结合，并不像“桃园三结义“那样富有传奇色彩，而是在革命战争时期，战火和硝烟将他们凝聚在一起，在枪林弹雨中杀出的一个战斗班。
该班的战斗编成序列，当时属于鄂东北游击总司令部所领导的特务四大队（后来编入红二十五军手枪团）。
名为大队，其实也不过一个连，成员都是经过挑选的战斗骨干，武器装备较好，行动神出鬼没。他们经常活动在敌人占领区域，主要任务是打土豪、抓团总，为苏区红军筹集经费、医药、物资；同时也刺探敌情，偷袭敌军，间或截击敌人的运输队，乘机“捞上一把”，即运回苏区；此外还负责接送来往于鄂豫皖苏区的地下交通员，故名“特务四大队”。
被称为“老班长”的陈先瑞，那会儿才刚刚18岁。陈先瑞当时能够当上班长，并跟刘震、韩先楚结合在一起，也有一段小插曲：
这个牧童出身的红军将领，孤单作战，机智勇敢，乔装改扮，随机应变，在部队向豫陕边紧急转移时，他突然病倒，部队将其留下。在不知部队去向的情况下，他毅然决定返回苏区，再当红军。
当他回到河口镇以北地区，找到鄂东北游击总司令部时，道高官兼游击总司令将其留下，分配到特务四大队，被指定为班长。
刘震是湖北孝感刘家嘴人，由于他说话口音地道，熟悉活动区域情况，作战勇敢，被挑选到特务四大队。韩先楚则是半路上“收容”归队的。于是三个人便走进一个战斗集体。
这个年轻的战斗班以其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敌人斗智斗勇，充分展现了他们的随机应变、临危不乱的优良作风。
1933年10月，鄂豫皖苏区斗争情势极为严峻，红二十五军也遭受很大挫折。因此，省委决定派成仿吾到上海找党中央汇报工作。在护送工作屡遭失败的情况下，领导决定，由特务四大队尽快完成这项任务。
班长陈先瑞思之再三，既然在敌人的眼皮底下行动，何不搞得有声有色些儿，大模大样，虚张声势!于是他们精心给成仿吾进行了乔装改扮：戴上礼帽，换上大褂，穿上新鞋，把个苏区的文化委员会主席，完全打扮成个衣冠楚楚的“教书先生”。随后，以刘震充当“书童”，韩先楚充当“家丁”，跟随在“教书先生”身边，以应付军警盘查并负责“保驾”。陈先瑞则与另外三个战士扮作“轿夫”，一路上轮流抬轿。该班的其他战士，或单独行动或两个一组，紧紧相随于后，并保持一定距离，危急时刻以作策应。
进入车站时，刘震、韩先楚老远就奔前跑后地大声吆喝起来：“闪开，闪开!我们先生的轿子……来了，来了!”这一招拿手好戏，演得有声有色，热闹而有气魄。担任盘查的军警，都被这来头和阵势弄懵了头，那还顾得上拦截盘问。只是撩起轿帘一看，把手一招，即一拥而过。进入站内，许多人都不由交头接耳，驻足相看。临到上车时，陈先瑞等人还特意买了几包孝感麻糖送给成方吾，如此这般寒暄一番，以掩人耳目。安全护送成仿吾同志乘上开往上海的列车。
这个“将军班”成功的完成了各项战斗任务，吴焕先军长称他们为“一把小扫帚”所到之处，让敌人闻风丧胆。特别是陈先瑞这个班长，
国民党军把他的名字写成“陈光瑞”，出现在“战斗详情”中；***同志誉他为红军的“陕南王”。以此可知，陈先瑞的名声影响力非常之大。
陈先瑞、韩先楚、刘震这三个出自一个班的红军战士，都没有上过什么军校，连个小学文凭也不曾捞着，但都被称为“革命战争大学”的高材生——红军将领。当然，他们的军旅生涯并没有到此为止，充分发挥和施展军事才能的广阔舞台，还在以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抗美援朝战争时期，那才是更加威武雄壮的值得大书特书的壮丽篇章!
解放后，授衔时韩先楚和刘震是上将，而两人的老班长，陈先瑞，却是中将。老班长陈先瑞说：
“战士是上将，班长是中将，这兵叫我怎么带？”
结果，刘震说：“什么这将那将的，战士到什么时候也得听班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