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总后首长所说，柏毅这段时间的确是忙得有些脚不沾地，50式自动步枪的生产自不必说，需要他在技术上亲力亲为以便能够生产出合格的枪械；“积木式”机床方面偶尔也需要去看看，以免出什么纰漏。
如果时间充裕，还要将全自动枪械小组成员召集起来，对他们进行装备知识的培训，可以说，随着朝鲜战事爆发，柏毅也像陀螺一样高速运转起来，然而就在他开始酝酿新的研制计划时，总后首长的一道指令便将他从车间轰鸣的忙碌中，拉回到清净的书桌前。
“将你对苏联后勤的看法和总结，尽快拟一个报告，呈递东北局！”
电令的全文便是如此，简洁中带着急切与等待，柏毅知道，他与秦东民的“闲聊”终于起了效果，而他的心里也可以稍稍安定一些，毕竟无论自己的办法能起到多大作用，至少能让上级对后勤问题重视起来，就算是一个大大的成功。
毕竟在我军入朝作战期间，后勤问题一直是困扰我军进攻与防御的重要因素，以至于联合国军都从我军脆弱的后勤体系中，推导出我军进攻的节奏，那便是著名“星期攻势”：
即我军进攻部队的给养只能维持一个星期左右的进攻能力，超过这个时间，便会因为后勤方面无法及时补充，而导致进攻减弱甚至暂停。
联合国军正是抓住这一点，在我军进攻初期，利用机械化机动优势，大踏步后撤，以避开我军锋芒，待我军攻势稍弱，转过身就是凶猛的回马枪，其反击之猛烈往往超过二次大战的同级别战役，每当于此，我军便会承受极大的损失。
柏毅没有什么改变历史的远大理想，更没有称王称霸的宏伟目标，他想要做的无非是想让那些渡过鸭绿江的年轻战士们，能多一些的再走回来……
可问题是，他的确在后勤方面有一些想法，而且全都告诉了秦东民，就算总后首长想听，他直接过去当面汇报就行了，何必还要写报告，要知道柏毅的文字功底不是一般的差，天生没有做文抄公的命，更何况这个时候即没电脑，又没打字机，完全靠手写，几千字的报告，要用手工整的写下来，柏毅表示压力真的山大！
不过压力山大归山大，军令如山，改写还得写，于是柏毅足足憋了一天，将能省去的尽量省去，就算省不去的，也要尽可能简略，如是删了又删，减了又减，终于形成一片不到两千字的报告。
简单地说就是三件事，第一，尽可能的统一弹药口径，在此柏毅的建议是步兵部队采用三种口径弹药，即6.5，7.92以及11.43，这三种口径分别应对步枪、轻重机枪和冲锋枪。
而采用这三种口径的理由也很简单，那便是国内的保有量很大，即经得起消耗，便于及时补充，6.5弹药自不必说，从918事变开始，这各口径便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前前后后十余年的时间，成为中国军队最熟悉弹药，不但生产工艺成熟，保有量也很大，不说别的，50式自动步枪最后决定采用6.5口径的中间型威力弹，其中很大的原因便是在此。
7.92全威力步枪弹也是如此，因为这个口径是国民政府军队标准的制式口径，从30年代确立开始，直到彻底败退，前前后后也有将近20年时间，海外进口加自行生产，使其保有量也是相当大。
中原地区的我军所装备的枪械有很大一部分便是7.92口径，不过相较于步枪，作为我军步兵火力支柱的民24重机枪以及zb—26轻机枪也都采用这种口径，联系到朝鲜战争的激烈战况，将这款弹药集**给轻重机枪是必然的选择，至于冲锋枪也是一样。
然而就算简化，也还是有三种不同的口径，对后勤的压力还是很大，于是柏毅便提出第二点，那便是采用模块化分装，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二战时期的美军意大利战场的安齐奥登陆战。
战后经过历次局部战争，待到21世纪初得以最终完善，其核心便是针对不同军兵种、不同作战任务以及物质供给的优先次序，将弹药、食品以及其他一些必备物资灵活的组成一个个补给单元，送至前线便可随拿随用，不必再进行二次或三次分配。
比如就一个普通步兵而言，传统的补给是先领取一定数量的弹药，然后再去将食品拿到手，而后再搞一些生活物资，就算是稍稍整合，也需要排着队，一手拿食品，另一只手拿弹药。
至于后勤官兵更是忙碌，不但要分发物资，还有重新分类归档，而采用模块化分装便不用那么麻烦，固定基数弹药、食品和生活物资同意放在一个装具里，只需打开箱子，战士们将其背起便可。
如此，即节省了分发时间，有保障前线战士能迅速应对各种突发情况，更重要的是，后勤补给点的暴露时间也将大大缩短，而这对于缺少制空权的我军来说至关重要，其他军兵种的情况也类似。
至于第三点那便是继续加强后方的军工生产，将产能的扩充与技术的研发结合起来，即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又在战争中摸索未来武器装备的发展方向，从而促进整个工业体系的进步……
这份报告递上去之后，总后首长可谓是若获至宝，立即召集主管后勤的各级主管，商讨如何建立一套更为行之有效的保障体系，很快一道道，命令便从东北局发出，整个东北瞬间便动员起来。
不过较之柏毅保障体系的建议，总后首长对最后一条更为关注，因为那不是为了现在，而是放眼于未来，于是他再次站在办公室的窗前，凝视的远方，脑海中不断冒出一个个他之前绝不肯答应的大胆念头……